Bone 香港與世界：關於左翼，自由與實踐
你們心裏都清楚地很，個中道理與利害關係，你們僅僅是等待著我們爲你們說出來，即便你們可能既不情願也不期待，甚至還帶著一種鄙夷，還是説，恐懼。我們既不是耶和華也不是君主陛下，我們所説的話語原本是貧瘠的。可若情願去忍受這種自尋煩惱，或者説有勇氣去直面這種需要忍耐和勞作的道路，那麽也無妨再試一次。
引子： 當2019年的反修例風波逐漸從一個具有特殊目標的群衆自發抗議活動，逐漸轉化為一種普遍的，抽象的，否定一切的，强迫性重複的對於固有社會政治秩序的挑戰的時刻，曾經有一篇微信公衆號短文在在港内地學生的群體中得到了廣汎的轉載，這篇文章描繪了這樣一個幻想性的場景： 時值周末，港島的街頭上擠滿了抗議的市民與學生，警隊與催淚彈都已準備就緒，衝突在不停地滋生並爆發，沒有任何要停歇下來的意思。此時，一群對現狀與未來感到困惑的高校學生匯聚在了某位學院精英置於半山的別墅中參與了一場聚會。或許是學生們多多少少流露出了此次事件對於自己生活的可能影響，這位精英最後在大家的擁簇下表達了自己的看法，他認爲，這次的動亂歸根結底是由於普通的民衆對於自己生活充滿了不滿和壓抑，政治的口號與訴求無非是一種盲目衝動下所追求的虛假目標，而等到這一狂熱褪去，这些幼稚与谬误的行为将会被遺忘與纠正，一切又會回歸到風平浪靜的過往，群衆將會重新被迫去面對他們真正的問題，而我們則只需要不忘初心地在這個社會真正的發展道路上就足夠了。聼罷這位精英的見解，在座的年輕人們都大受啓發，心中的不安與恐懼也受到了安撫，一路過來的緊張思緒也就彌散在了由这位教授的成熟思想與卓越社会地位所許諾的未来之中。 这篇文章与其所想要刻画的场景本身无疑是充滿了保守的精英主义色彩的，而我们目前的所要做的首要工作并不是著重去批判它，這一文章本身已不再產生效用，但悖論的是，這一荒唐的故事卻使得我們從中汲取了一種動能去理解我們當下的困境與真相。 整個故事的謬誤之處在於，精英主义的仆从们自以为相较于“平民”更掌握真理与智慧并妄图通过这一优势地位来控制民粹为己所用，可究竟是什么样的时代造就了这样一帮学生，竟然可以在一场聚会中听到一段“智慧”后便自诩掌握了这个世界运行的真理并洞见了未来的方向，坦然接受資產階級爲自己不安的精神做心理按摩，殊不知他们本身却實實在在地淪爲自己眼中所認定的愚昧者與無能者。這一聚會本身并不是什麽政治沙龍，但話題不可避免地被引向了街頭上的事務，這無疑是由於這幫學生對未來在這一城市乃至於整個國家攫取利益的前景感到了不安。這幫學生曾七嘴八舌得討論過一些什麽，即便我們抱著最大的尊重與好奇心去發問都已經無從知曉了，因爲歸根結底他們期待的無非是他們主人的答案。而他們的主人與其説是洞悉了街頭的民衆，不如説他更瞭解眼前這幫年輕人期待著什麽樣的答復，所以他告訴他的學生們：“你們如今内心所擔憂的所謂政治問題對你們生命的衝擊不過是一個幌子罷了，你們最爲關心的無非是你們最爲貼身的利益，所以啊，追隨我的道路，接受我的指引，利己主義萬歲，資產階級的統治萬歲，資本主義萬歲萬歲萬萬歲…”。 忠诚的负担 香港的政治問題是一個令所有真誠的左派都忍不住頭疼的問題，我們被嵌在了一種理論和實踐的雙重無能之中。在理論上，我們近乎于無法在香港群众當中，在他們的政治訴求當中作出一種有效區分，來評判說誰代表了受到壓迫的無產階級，誰代表了反動的統治階級，什麽樣的行動是符合了无产階級的長遠利益的，什麽樣的行動是妨害無產階級的利益的。這種理論上的迷茫在很大程度上來可以被稱作是一種創傷性後遺症，這一創傷性經歷歸根結底就是各流社會活動家與組織在他們政治實踐中所遭受的一種未被公開承認的巨大失敗，以及其未被承認性與未被總結性本身。 2019年的修例風波是香港社會矛盾的集中體現和一次絕對的爆發，而這一事件的絕對性在很大程度上與上面這一則故事中所暗示的那種盲目衝動與幼稚的程度是成正比的。當時街頭的示威者當中充斥了數以十萬記的，在几周前尚且“政治冷感”且毫無社會活動經驗的群衆與學生，這絕非偶然，也不是以單純的境外敵對勢力煽動所能完全解釋的。他們的行爲，在今日看來愈是無意義，愈是非理性，則愈發表明彼時他們在客觀社會情境中所遭受的壓抑不可陳述性與不可調和性，即一種社會結構關係的剩餘。絕大多數在這一事件中親身經歷而又幸存下來的個體，不可避免地，亦都是不幸地，令人痛心疾首地，繼承了這樣一種“失語“的特質，矛盾的不可描述性變成了失敗的不可描述性，矛盾的不可調和性則轉變成爲了行動的不可調和性（缺一個數字便不行，而“一”即全，即整體，）。因而我們談天説地卻又好像什麽都沒有説明白，我們采取了不少行動卻又好像沒有真正踏出一步：所謂黃藍陣營的那些自成一體的謾駡詆毀與自慰自瀆無異，理論與觀點的繁瑣構建與書寫無窮無盡地持續著，卻愈發顯得與那位學院教授給自己的學生做心理按摩沒有本質性的區別。公共領域中的言説，抑或是演講（speech）的維度喪失了，我們喪失了一種至關重要的能力：我們如何能重新以一種話語抓住群衆的注視，讓這些目光重新聚焦到一個我們仍能夠生存，發展並追求解放的世界當中，而非讓它們自行其是地消泯在那些被刻意製造出來的貧瘠當中。這種貧瘠的特徵為流俗的神經式的怨聲載道，對於社會矛盾的一種狗智的，現代式的犬儒姿態而放棄一切鬥爭，並不停地在原本就承受著巨大政治經濟壓迫的基層宣揚這樣一種精神的瘟疫，一部分人甚至以一種倒錯變態的立場盼望著一種更爲災難性的社會動蕩的降臨來為自己早已流產的理念陪葬。任何仍富有朝氣的左翼都會唾棄這種態度，在一定程度上甚至不亞於他們去唾棄直接的壓迫者與帝國主義者，因爲它們在客觀上都在阻礙著新的社會政治運動的形成。 因此我們有責任提出這樣的一項基本的任務，我們要承認事件之所以為事件，意味著一種絕對的斷裂。而這恰恰是香港的主流市民社會輿論空間中所普遍排斥的，它依然固步自封在原本的自我想象與認同之中，因而它也就僅僅作爲一個衰敗的市民社會而延續著。無論我們在主觀上如何抵賴，但那些作爲社運象徵的紀念活動在很大程度上的確已然與“貞操帶”（倒是施永青作爲一個最終抛棄了左翼理念的資產階級成員能毒辣地説出這樣一個暗喻）無甚差異。它緬懷于過去的輝煌并以這種懷舊來消遣當下的屈辱，並幻想著一種自身絲毫無法栖身其中的来自未來的償還。因而它也就放棄了在孕育一種個能夠在未來的衝突與矛盾中具備更强行動力與自主性的革命性力量的機會。左翼要做的正是要接过这一任务，在各种意识形态和利益团体重新结构起社会场域的过程中寻找自己所可以撬动的板块与汇聚的力量。 因此在此処至關重要的是，承认失败首先并不意味着以一种拜物教与恋物癖式的方式来沉迷于失败。失敗在未來的道路中不應該是一種來自過去的痛苦經歷的回響，它不再是催淚瓦斯在鼻腔中的震蕩，不再是一紙法院傳單，也不再是舞臺落幕后的落寞與抑鬱。失敗應當呈現為一種反射性的機械性的“不”，一種拒絕過去的幽靈重新降臨的抵抗，它如利劍斬斷因果之鏈的所謂主導性力量：“是，我明白你説的這一切，過往是屈辱的也是無法令人釋懷的，正因如此，不，但是，我不會讓相同的結果再發生第二次”。我們要做的是盡可能促進這種從“正因如此”向“但是”的轉化，在最低程度上亦要為“但是”正名，使得其得以在公衆領域中被言説。這種否定性立場代表著一種清空性的力量，當教訓得以被總結之後我們將會急切地需要要卸去來自過去的包袱，輕裝上陣，以便擔負起將鬥爭的中心重新匯聚于此刻此地的責任。“但是”能夠指向一種毫無由來的發聲點位，一種毫無緣由的主張，因此言説者得以暗示他將會是自己的主人，因爲它表現得不願爲人所馴服，從而來卸除他所惹來的各方猜忌認爲他話“后”有話。他要求將高階次的政治活動重新坍平，得以讓尚未具有豐厚社會經歷的年輕人能夠以一種百花齊放的方式參與到庶民政治活動當中，而非從最開始便被迫成爲某一方的擁躉並遵從那些仍未與自己生命有機地結合在一起的游戲規則。 在此必須牢記的是，忠誠有些時候恰恰需要一種絕對的背離，而絕對之所以為絕對是因爲它恰恰矛盾地差異于它字面上的含義。將一件事物供奉在神龕廟堂之上往往已然是處於對那一事物所牽引的矛盾鬥爭的妥協，而對其崇拜與唯馬首是瞻則已然將自身的支持降格爲無恥的背叛，正如民衆也常常認爲孫悟空這一名號中存在著更多美好的理念，而不是在鬥戰勝佛這一名號中。對於這一問題，在我之前對於信仰，忠誠，神秘，與背叛之間的辯證關係的短文中已經有過論述，在此節選一段： 信仰，忠诚，神秘，背叛之间存在着吊诡的辩证关系。一种对于历史終點的盲目信仰，即幻想着在遥远的未来具有一个客观整全的评价体系予以人类生存之整體意義以评价，那么这只会成为怀疑和动摇的土壤。一个人会因此在各个阶段中放弃当下自己与周围人的关系中所產生的“片面性”，进而把这些事物的评判放在遥远的未来，当下对于他而言就失去了绝对性。未来，正如同他的当下，变得是神秘的，不可測的，與主觀意志分離的：即便他們宣稱未來是確定的，無論是所謂的民主社會抑或是共產主義社會，他們依然陷入到了斯大林主義的悖論之中，因爲作爲主體他們不能知曉在哪個階段他們就被認定爲了革命的叛徒。人因而也就无法对于当下的事物，人际之间的关系与组织保持忠诚，他保持的信仰仅仅是一个遥远的抽象的历史重點，這樣一種神秘化的信仰只能导致背叛。忠诚所要求的恰恰是打破这样一种对于未来之纯洁与整全的一厢情愿。忠诚在于一个人在当下见到了他所期待的历史的丑陋和自相矛盾的那一面之后，依然拒绝去否认这是他期盼与参与的历史，在于他拒绝将自己的经历与生命从通往历史终点的精神與鬥爭運動之中分離出来。
自由的二律背反 在此我們所要堅持的立場與我們最初在反修例的風暴中所瞥見的事物具有一種結構性的相似，尽管多少令人感到驚訝的是這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與我們最終的結論相悖，但在逻辑上卻具有一种必要闡明的聯係。我们需要把注意力重新放在反修例運動當中那個如鬼魅一般的，揮之不去的瘋狂之中——必須强調的是，我們之所以得以在此討論這樣一種瘋狂恰恰代表著我們已經離開了彼時的那種瘋狂。 自由的源頭便是一種瘋狂，而這種瘋狂來是一種至高意志的自我矛盾與悖謬，這一點在18世紀資產階級革命的風暴逐步席捲歐陸的時刻便已然被我們所洞見：對於神來説，它是自由的，它可以作出任何的行動，但任何的行動及其結果都能反過來規定與束縛住神本身（顯然，“神”本身較“創造了世界的神”更爲絕對也更爲自由），神因而陷入到了對於設定性的否定當中，這個否定最終是一種普遍性的對於自由的不斷的否定，而對於自由的否定最終轉變爲了否定性的自由，一種執著于將任何對於自由的具體規定給清空的對於“無”的欲望最終轉變成了對於“無”本身的欲望，“I want nothing”轉變成了 “I want nothing”。 無產階級何在？ 基於這樣一種對於自由的洞見，我們必須做出多重的鬥爭，即便這種鬥爭會讓我們所期盼的力量處於一種看似邊緣化的境地，但是這種鬥爭在長遠看來將會是值得，因爲我們相信這樣一種鬥爭是在整個社會治理與衝突的範疇當中產生出來的，是一種不得已的鬥爭。 首先，存在著一種幼稚的，過於急切的，或者是不誠實的左派話語，這種話語刻意以反修例風波中與消費主義，享樂主義與全球主義有機結合的小市民意識形態來以偏概全，從而認定整個反修例風波所折射出的一種自由觀是純粹僕從于全球資本主義的，這表現爲對於雜多而并列的政治立場與政治選項的物神化的崇拜，而正是這樣一種崇拜愈發穩固了高階次的全球資本主義霸權在我們這個時代的統治地位，它使得人民忘卻了真正的敵人，轉而為它而效力，並削弱了那些一直以來與這種霸權作鬥爭的政治集團的力量。我們必須要非常誠實地反駁這樣一種話語！就客觀結果而言這几乎是完全正確的，我們可以斷言說風波結束后的一系列社會管制的緊縮，一系列令人啼笑皆非的補救、預防與整改的措施恰恰證明了這一點。當局與香港社會運動團體都因他們無力用更好的方式化解這一項危機而在這場風波之後受到了重創，前者被迫使用低階次的政治意識形態鼓動機器來直接施加影響，愈發加重了群衆的反感抑或是冷感；後者若不是在組織上受到限制便是在這場風波后逐漸失去了發聲的空間與立場遭遇了普遍的“失語”。正如我們發自内心認可馬列毛主義者們在這一立場上的真知灼見一樣，我們必須對這一個具體的錯誤判斷提出批評：原教旨馬列毛主義者們所假設的一個强有力地與親自由主義的市民階級就社會改革的方向進行鬥爭的成熟左翼團體在當今並不存在！因而當無產階級在一場新的社會運動當中被號召起來抑或是產生出來的時候，它不可避免地會與自由主義話語所裹挾並趨向於合流。 我們必須留意到，在這種風波當中激進化的群體并不都是經典意義上的小市民，他們更多是的是年輕的沒有過多社會閲歷的青年人甚至是脫產學生，他們絕大部分出生於普通的工薪家庭，而他們未來的生計亦明確依賴于自身的勞動，因而他們自然而然地在無意識中就接受了許多由舊有的社會結構强加在他們父母輩身上的壓抑，因爲這些壓抑又由父母們無意識地施加到了他們的身上，因而他們便有理由就許多一般性的困境感到憂慮：社會流動與上升渠道的鎖閉，高企的地租與房價對於他們發展幻想的蠶食，社會整體的精英主義氛圍與原子化的生活方式大行其道但又無法被新的秩序所取代，貧乏且具備奴役性質的社會福利制度更是在事實層面上是承認了階級固化的正當性與必然性——這都過早地激化了香港青年對於實現他們自身的家庭與階級再生產的無能幻想，因而必然導致他們自我意識再生產的危機化。青年們早熟地領會到了自身低人一等的滋味，在他們意識到這是一種普遍的境遇之前他們的自尊心依然受創並已經做出了防禦性的侵凌姿態，他們距離通過自身去創造一種具備尊嚴與力量的集體還很遙遠（這樣一種集體要求他們批判性地在現實中進行鬥爭才能夠形成，而在他們當時的世界中種種條件依然缺乏），因而他們會急切地去尋找一個能夠以積極性的方式填補這些匱乏的救命丸，一個具有清空性力量的符號是他們所迫切需要的，這也就意味著他們對於看似具有“顛覆力量”的集體行爲將會毫不猶豫地服從，現在點燃他們就僅僅只需要一個引信。 那些老練的激進分子在反修例中利用了“引渡”與“送中”二詞所帶有的一種暗示，來呈現出一種强力性質的，從一種狀態向另一種狀態的扭變，毫不意外，在危機下癔症化的主體恰恰就是就是對於自己在整個社會結構中所占據的點位不停予以否定而又焦慮地等待一個設定性答案降臨的。自由主義的話語已經為他們提供了那個否定性的選項，因而癔症的主體所作的便僅僅是承接那個肯定性的身份：“我的生活不是按部就班的，我的未來沒辦法按照所有人所暗示的那樣去過活，我歸根結底不是精英，自然而然如你們所説，我也不該被引渡成爲另一種法律主體，所以我所能確定的便僅僅我是一個不折不扣的香港人！”。一種短路由此被誘導，一種更傾向於自我保護的認同被迅速裹挾成了一種政治上的分裂主義，這當中一方面當然是利用了青年群體的衝動與不成熟，但在更大程度上是由於自1990年代以來的香港社會運動整體形態所形成的話語體系，它們以一種共時性的原則迅速激活了兩地幾十年以來纍積的所有在社會話語場内被挑明了的矛盾。即便當時“HK is not China”這一句的原處含義是指香港與中國大陸的司法體系相互獨立并被用來抗議引渡條例的提案，但是時至今日沒有人會真的相信這是這句話的全部意涵：二者之間的差異是被一種鄙視性的，侵凌性的方式被表達出來的，它歸根結底是一種分離主義政治訴求的被壓抑式的表達（由於香港的從屬問題是被禁止爭辯的被壓抑的，因而這一口號最後只能以“是否等同”的邏輯關係來表述而不是“從屬”的邏輯）。 在理清這一系列的事實后，我們應當看清這場風波從本質上根本不是有關於立法或是司法制度的抗議，它也絕對不是一個單純的小資產階級街頭運動。我們看到的是廣大工人階級的子弟同樣在社會整體矛盾中激進化，并且几乎是毫無選擇地允許了自由主義，民粹主義，以及本土主義對於他們的徵召與動員。就結果而言，香港的左翼在過去的三十個年頭裏并沒有成功地為這些年輕人提供一種去改進自己生活方式從而謀求變革的倡議，更沒有用一種可行的樂觀的鬥爭精神去感染和鼓舞他們，因而真誠的左翼分子從最開始就應該對於這一事件的走向與災難性後果負起部分的責任並進行嚴肅的反思，如今最爲切實的做法便是不再滿足於過去在主流媒體中那種刻板單一的叛逆形象，不再武斷地將責任推卸給群衆的所謂小資產階級特性，不再在政治投機的活動中喪失自身的立場與力量。 我們應該在什麽樣的意義上保留左翼青年運動的優良傳統？我們難以想象喊口號，大字報文宣，原教旨主義的煽動這些傳統的方式仍能夠在當今的香港奏效，這些行動也完全無法代表左翼政治行動，這種嘗試用狹義上的左翼文化來直接號召對於社會主義的熱情的行爲是不着邊際的。但是同樣真實的是在今時今日，這對於自由主義者來説何嘗不是同樣成立的？我們不應該被現（舊）有市民社會仍然殘留的拒絕反思的主流意識形態遮蔽我們對於新生事物的判斷，我們應該同樣意識到他們主導性力量必然地被削弱，這不光是强硬的國家政策的外部干預所導致的：他們的團體内部亦會產生差異從而嘗試與更廣氾土壤中的那些新生的否定性力量重新結合，這當中會具有欺騙性的投機性的人，也會有更爲真誠的在挫折中吸取教訓的人。 那些新生的否定性即便能夠暫時被所挾持或是利用（沒有人可以否認這一點，不妨去聽聽那些感到被深深背叛與欺騙的青年人的立場），但是歸根結底後者產生於一種不同的時代背景與土壤，沒有人可以要求他們去背負過去的某些特定立場，因爲他們是新生的力量，他們歸根結底要尋求一條不一樣的道路，來獲得屬於他們的活動與組織空間。 可笑的是，這恐怕自由主義與其他形式的保守主義意識形態會强烈反對的，這也就深深揭穿了他們的自我矛盾與欺騙，因而歸根結底他們不認同這樣一種不一樣的道路，因爲他們反對一切形式上的對於他們路綫與道路的否定，這種最爲堅定的否定也就來自於一種新的實踐。他們對於路綫差異的認可僅僅限於以下絕對前提：這些差異產生衍生自同一個理念，這一種可被闡明的理念必須爲所有人所認可且其根源爲他們所共同繼承（本土身份認同，對於自由主義意識形態的狂熱，對於市民社會的特定幻想等等），一種樹狀的結構，這種結構最終體現在了那句著名，抑或是在我們現在看來臭名昭著的口號中：“兄弟爬山，各自努力”。在一場所謂“去中心化”的運動中，自由與民主僅僅體現在個人的好惡當中，個體成爲了絕對的中心化核心，個體與個體之間的聯係不是通過具體的組織活動與綱領進行中介的，并且挪用了地域，宗族血緣等前現代權力機制來進行鬆散的組織，然而在本質上是自我中心的政治行動。對於他們來説，自由與民主就是一個由他們所抽象地，妄然地，直接地代表的社會整體理念，他們所追求的歸根結底是一種民主主義專政。而不是體現在所有的生產，組織與行動的實踐中的具體的精神，原則與紀律。對於那些象徵性事件他們會用絕對專斷且接近於恐怖的標準來要求所有社會成員的認可，抑或是說在他們眼裏不認可者就是不可交流的抑或是非人的。而對於現實中的不一樣的創造，他們懷有一種根本的敵意。因而在由這樣的個體與利益集團所把控的社會團體或是組織中我們不難看到他們的自相矛盾，獨裁，個人（實質性與象徵性的）崇拜，人身依附，利用並透支青年的政治生命，拉幫結派，小圈子決議與自我封閉，利用政治資本打壓後發個體等等這些事實上有悖於民主實踐的東西在他們本身的組織中恰恰是最爲常見的。這也是爲什麽許多具有激進自由主義意識形態的知識分子往往更加樂意半吊子地混在學院當中觀察動向而不是直接加入到社會團體中，因爲這些團體在事實上很少通過民主的原則來組織群衆運動并具有一種天然的排外性。 左翼行動者或者團體應該避免這些錯誤，這就意味著需要在意識形態上更爲包容并且變得善於轉化不同的矛盾。根據之前的分析，依據抽象的理念而進行一刀切的批判或是否定往往是一種錯誤，如何在組織的形式上設法盡可能團結來自不同背景的人。我們要停止幻想用一種總體主義化的方式去要求每成員的根本認同，我們從歐洲民主國家的法西斯化的過程中難道沒有吸取任何教訓嗎？我們要做的是通過團體的民主決策與互相之間的督促來形成一股新生的社會力量，而這所需要的正是每個人的生命本身，而不是抽象的理念等級制與意識形態對壘。在這個過程不僅包含著吸納成員的考量，也有著尊重彼此獨立性基礎上的合作與團結。在這一基礎上，保持那些優良的左翼傳統，也就是堅持對於底層群衆的團結與組織活動，從那些力所能及的，能夠脚踏實的，群衆們最爲關切的，且對於未來鬥爭走向起到至關重要影響的問題著手：這當中包括了工人階級所面對的常態化問題，如工人本身的健康保健，勞資糾紛，工人子女的受教育與在社會化過程中遭遇危機的各類群體，並以此為基礎來尋找一種可複製的政治組織模式。
政治的世界 至此，我們已經對於上述的“左派”幼稚觀點完成了基本的反駁，值得强調的是，這種觀點即便更多的是來自於外在于香港社會的，它們也非常微妙地構成了部分香港工人群衆對於左翼意識形態的誤解并且陰差陽錯地產生了一種不解與反感，這對於我們未來的工作將會是非常不利的，因而在此我們有必要在理論與事實上進行必要的爭辯以避免這種左翼觀點在現實中淪爲一種教條主義。而在澄清這一些可能的誤解之後，我們現在必須要簡明且嚴厲地向一類更爲反動的，甚至是放棄了20世紀以來所有的左翼運動，民族解放運動與國際主義運動之政治遺產與鬥爭原則的立場劃清界限，持有這些立場的人在過去的30年裏面已經在整個社會中描繪了足夠多的足跡了：他們從相對溫和的，尋求自我歸屬感的，具有本土主義傾向的失意知識分子群體中尋求支撐，無論他們的思想背後的形象是穆勒還是羅爾斯還是馬克思還是托洛茨基還是那些不知名的無政府主義者（僅僅因爲他們選擇埋葬了自己的姓名），他們大多在社會矛盾展現的過程中被轉化成了實實在在的自由主義者，這種自由主義從香港穩固的法權與龐大（相對其人口總量）的市民階級建制中抽象出了一種獨屬於香港集體的精神與文化實體，這種構想在社會“底層”亦具有民粹化的可能性。即便“香港民族”這一概念是被絕對壓抑的，但是從香港的民粹-自由主義者口中對於“殘體字”“普通話”以及針對其他中華地區的文化特徵的鄙夷中我們不難得知，這是一種處於激進化進程中的思潮，它們邏輯背後的真正終點即分裂主義，即對於世界最大的，對於歐美帝國主義國家而言最具差異性，獨立性，抵抗性的政治集團的肢解，而由於這樣一種引導政治變革的道路與思想不受中華地區無產階級的共鳴，且為政權本身的邏輯所極度排斥，因而它注定是一種無法與中國及其無產階級發展進程有機結合的思想。因而這種立場被再三强調與提出并不是出於一種政治目的或是作爲一種解放性的運動，而是一種對於本國政權的直接仇視與敵對行爲。 我們生活在一個政治的世界中，即一個具有後果與影響的世界當中，意圖（intention）本身并不能構成我們的整個世界。這也就是爲什麽我們背負了昨日的哀傷和屈辱，而它們又不會直接轉化為新的意圖或是精神，而僅僅是作爲一個疤痕存在著，人就是這樣一種疤痕。人的存在形式決定了他們不得不去彌補創口來生存下來，但是這種彌補永遠不可能將機體修復到最初的完滿狀態，增生的疤痕作爲一種冗餘存在著，意味著後果與意圖之間無法跨越的差異，意味著意識被迫擔當起一種責任去中介這樣的衝突，因而也就不存在著這樣一種擔保去保證一種“本真的無害的普遍的”意圖不會帶來一種災難性的後果。正如那句著名的詩句中所寫的那樣，我們或許會被迫用一把好槍，挑個好地方，用一把好鏟來埋葬一個“好人”。 我們從歷史中學習，因而我們具備了這樣一種能力，去從敘事結構中設想和把握不同意圖以及他們的後果，歷史之所以是可理解的甚至是可預測的，恰恰是因爲歷史的結構與我們所把握的符号秩序結構是非常親近的，我們總是在我們自身的意識中發現那些已然在歷史中呈現的矛盾，我們對於歷史的洞悉則得益于我們自身意識在意圖與後果之間的徘徊與掙扎，而正是在這種往返的被逼無奈之中個人與歷史被愈發緊密得交織在一起。 正如許多國際上的左翼活動家，尤其是在國際主義運動當中所經歷了慘痛的失敗並償付了巨大代價的民族國家的左翼活動家們所認同的那樣：“當今對於中國的肢解將會是人類文明中最爲慘痛的倒退。”因爲對於人類文明在20世紀所得悲劇性災難中所達成的共識在不斷地受到威脅與摧毀：南斯拉夫的災難性解體留下了一個孱弱而分裂的巴爾幹，不同民族國家（nation state）之間的仇恨與敵意隨著他們族群自我認同的加强而不斷加劇，即便兩個民族群衆之間的文化與語言的差異小到能令任何一個共和國政權都樂意將他們聯合為一個家庭，即便他們的差異僅僅是在南斯拉夫的現代化政權下因政治上的平衡考量而被刻意製造，而作爲追求獨立自主的結果，如今七個民族政治團體的總和體量甚至比不上他們西歐鄰居的一個省份，这片土地也成爲長期動亂，仇殺與貧困的源泉。除此之外呢，俄烏兩個在沙俄統治下具有數世紀共融，并擁有近一個世紀的現代政治聯盟歷史的民族政權如今竟互相仇殺；以色列以應許之地爲名的對於巴勒斯坦的無止儘傾軋屠殺；菲律賓民族上億人口處於半殖民半封建的秩序下，人地皆失，淪爲本國買辦資產階級的所有物……我們該如何盡書這種人類政治模式的倒退？我們并不是生活在一個進步主義者們所設想的世界中，許多對於我們至關重要的政治遺產，革命的果實與軀殼，時時刻刻受到著威脅，並取決于矛盾的開展與階級力量對比的改變。過去的歷史已經告訴我們，無論一個地域性政權其本身是否具有它所處時代的先進性，在其平民政治的土壤中，左翼的力量始終應當“掌握掌握者”，用盡一切努力，在特定于他們的時代與社會土壤當中去聯合，甚至是創造無產階級。任何對於這一歷史使命與責任的遺忘或是忽視都意味著左翼放棄了他們改造世界的初衷並淪爲了憤世嫉俗者抑或是空想家。
我們 那麽回到我們最初的問題當中，我們應該如何去尋找與創造這樣一種萬衆期待但同時又令人騎虎難下的，對於我們具有積極意義的認同？答案是堅持一種消極的認同，比那些自由主義者們堅持地徹底地多。讓我們來重新描述一次，這種新的認同應當是以一種歇斯底作爲開端的，也就是說在面向整個意義體系來確證自我身份時，她獲得的僅僅是否定：我到底是什麽呢？我不是這個，也不是這個。那麽我到底是什麽呢？這種邏輯并不等同於在流俗意義上的酷兒精神，即非所謂的追求不被定義，而是一種動搖定義框架本身的重複性的行爲，這意味這一種非人格化，一種對於戀詞癖與拜物教的剋服，若説我們還有一種秉性的話，那麽這種秉性來自於一種否定之否定，它拒絕被廉價地批量化地收編為相對主義世界觀中的一個元素，哪有什麽神仙主宰，更何況媒體之喉舌，文人之辭藻，即便當有人以“抗爭”一詞來描述我們的秉性，我們也應當向世人證明真正的抗爭恰恰是敢於對抗爭性本身進行抗爭。因爲我們深諳如下的真理，“抗爭”可以是革命式的，也可以是僅僅供人所消遣的，也可以僅僅是一種被統治的手段，因此我們不會愚蠢到去膜拜這樣一種狂妄的對我們的本質的規定，我們之所是是先於這種規定，且我們鄙視那個沉迷於反抗當中自戀形象。
我們本身并不直接是任何具體事物，我們之所是依賴於我們在整個歷史進程中對於其他政治群體的意義，對於他人的生活及其組織模式的意義。從自身所處的社會，政治，文化，經濟環境出發，去思考如何會有切實可行的方案去參與到後發民族，第三世界國家的發展與解放的事業當中，從而扭轉無產階級與帝國主義統治階級之間的力量對比。正如我們不可能直接成爲代表他人的領袖一樣，我們也不可能直接地成爲自己，我們只有通過對於他人的幫助，協商與合作才能意識到自己是什麽以及成爲自己所是的人，也只有從當中的挫折，失敗與痛苦中才能真正作爲這個世界中稚嫩的脆弱的但同時又富有朝氣的力量成長起來。 我們明白那些冠冕堂皇的大詞，不管是自由，民主還是獅子山精神，無不是浸潤在了舊有的社會關係以及遺留的政治矛盾延續當中的，將自身掩藏在全球主義與普世主義背後的民粹主義者們與自由主義者們不願意承認的是，就在於而他們所幻想的一種本土内核精神或是價值是充斥著香港的父權-資本主義社會所結構出來的各種語言，文化與政治思想慣習的。即便在前文中我們斥責了一種左翼同僚們難免會犯的錯誤，但是我們不應忘記他們失準的批判同樣具有現實層面的基礎，在這裏我們完全可以認同那些基本的批判並作出如下的聲稱： 香港市民社會在過去30年中發展出的，允許自由主義與民粹主義進行合流的主流意識形態在事實上反對了對於民主與自由的討論，而是一種單方面的，整體主義式的積極認同，他們將至高的（至少在當下的建制中）但又抽象的民族國家憲制的理念認同直接落實到現實的各個層面當中嘗試達成一種整體的統一，一種極權主義的根源。同時，當自由一詞被探討時，它非常俠義地指向了對於激進政治理念鼓動這一單一的事務，卻對於社會不同階層中所存在的具體的政治組織與行動空間不聞不問。這實際上是一種自毀式的行爲。因爲承認這一種廣義上的政治自由就代表了他們必須放棄僅僅宣稱那些政治理念的嘴皮子功夫而轉向真正的，充滿了曲折與自我批判反思的政治實踐，而這是絕大部分市民并不願意投身其中的一種事業。所以他們會擁護這樣一顆已然壞死的種子，因爲這樣他們要做的便僅僅是埋怨而不需要真正開始耕種。而左翼要做的甚至不僅僅應該看到社會秩序銅墻鐵壁中間的空隙，更應該明確意識到這種自由歸根結底并不由政法建制直接作爲一種實體而賦予，而是來自於一種必然的抉擇：換句話說我們是自由的并不是因爲這個世界允諾了我們諸多仍然可以享受的自由（如婚姻，性愛，言論，交友，娛樂……），而是因爲我們不得不做出被我們承認為自由意志的抉擇方能維繫我們自身的存在。由於我們還存在著並生存著，不管是心甘情願的還是被迫的，我們始終面對著自身的自由並中介著自由，我們一方面承擔著它所帶來的沉重負擔，一方面又明白這是我們必然的抉擇而不再選擇抱怨，正因如此我們抱有的從來不是一種烏托邦式的美好願景與幻想，而是一種接受現實之其所是的姿態。 由於我們不是由觀念的純潔性連結在一起的，因而我們并不會像一個孩童一樣因爲得不到“想要”的玩具而撒潑耍賴。對於我們來説，那些在群體激進化過程中我們曾經追求的事物，都通過我們自身的努力和掙扎變得得以實現，它們體現在我們對於失敗的自我反思與批判中，體現在我們會議的民主討論與決策的過程中，體現在我們執行過程的互相協作中，也正是在這一層面上我們是樂觀的。歸根結底，我們黨而不群。我們要有勇氣去拒斥一種民粹式的流行性，我們追求的不是成爲意見領袖抑或是異見領袖，那種活動方式歸根結底不具有力量，我們堅持的應該是促進廣大勞動人民群衆之根本現實利益的團結一致。